洛阳：痛失“中西部非省会第一城”之后
洛阳：痛失“中西部非省会第一城”之后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张馨予
发于2023.7.24总第1101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2022年是一个会被洛阳记住的年份。正如外界的预测，2022年GDP 5675.2亿元的洛阳被6543.6亿元的榆林和5827.8亿元的襄阳反超，丢掉了稳坐多年的“中西部非省会第一城”的位置。
近看洛阳过去几十年的发展史，与榆林和襄阳竞争并不是它的初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洛阳对自己的认知与定位是“一座可以和省会城市比拼的地级市”。在专门给洛阳市领导掌握洛阳整体经济发展状况的手册《洛阳市情》中，洛阳与太原、合肥、南昌、郑州、武汉、长沙这6座中部省会城市被放到了同一坐标系进行对比。
实际上，洛阳曾经的确有这种比拼的底气。1978年至1990年，洛阳的GDP不仅超过了南昌，也超过了合肥。2000年至2009年，洛阳与合肥处于你追我赶的状态，10年中洛阳有9年领先。
但从2009年起，洛阳被合肥反超，直至现在，经济总量已不及合肥的一半。也正是从那时起，洛阳开始对“中西部非省会第一城”这个称号加以宣传。
去年末，洛阳市委政研室发表了一篇引起热议的《中航锂电改革发展经验对我市发展“风口”产业的启示》，文章对优势企业出走洛阳、落地常州的历程进行了反思。在外界看来，洛阳已经认识到改变迫在眉睫。
在洛阳市近年来出台的重要文件中，“重振洛阳辉煌”的表述变得越来越多，这是包括洛阳在内的所有老工业城市都需破解的难题。
黄金时代
从数据上看，洛阳经济增速放缓的趋势从两年前就已出现。
2020年至2022年，洛阳的GDP增速分别为3%、4.8%、3.5%，在中西部城市中并不突出。2021年，榆林GDP增速为7.9%，襄阳GDP增速则达到14.7%，两座城市的GDP分别为5435.2亿元和5309.4亿元，与洛阳的5447.1亿元已十分接近。
到了2022年一季度，洛阳的GDP就被榆林超过，之后的几个季度无法缩小差距，只得让出“中西部非省会第一城”的名号。而襄阳与洛阳的比拼相对更有悬念，从2022年一季度到三季度，两座城市的经济总量始终保持着微弱的差距，直到四季度末，襄阳GDP赶超洛阳才明确下来。
对于洛阳而言，这一结果太不让人甘心。毕竟，谈到洛阳过去的发展，无论是洛阳本地人、研究工业经济的学者还是洛阳的官员，都会用到“辉煌”一词，工业繁荣曾是这座城市的注脚。
河南科技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院院长张纪是1970年代出生的洛阳人，在他的少年时期，洛阳是一个标准的现代工业城市，城市风景线是忙碌的厂房，以及坡屋顶、红砖墙的苏式建筑群。
洛阳的工业基础始于1950年代。1953年，党中央在制定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规划由苏联帮助我国设计和建设第一个拖拉机厂，并决定在河南选择厂址。当时，郑州、洛阳、偃师、新安和陕州(今三门峡市陕州区)都被纳入考量。最终，地处中原内地、利于备战，且资源丰富的洛阳胜出。
1958年，新中国第一台拖拉机“东方红”在洛阳诞生，轰动全国。自一拖建厂至1964年，拖拉机年产量在6000台至8000台左右。到了1970年代初，一拖年产1.5万台东方红75型履带拖拉机，全国70%以上的机耕任务由东方红拖拉机完成。
一拖之外，“一五”期间，国家156个重点项目中有10项放在河南，其中洛阳占了7项，包括洛阳矿山机器厂、洛阳轴承厂等。随着这批“共和国长子”地位的企业建成，原本工业基础薄弱的洛阳成为了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因此，全国各地的工业移民向洛阳涌来。1953年拖拉机厂筹建时只有314名职工，1957年职工就达到9748名。洛阳第一档案馆统计显示，1964年人口普查时，洛阳城市人口超过32万人，是新中国成立时的4倍。河南大学副教授丁一平在《“一五”、“二五”期间洛阳工业移民与人口地缘构成》中提到，当时洛阳的工业移民来自上海、江浙、辽宁、河北、山东和广东等地。到了1960年代三线建设时期，又有一批军工企业布局到了洛阳，为洛阳带来更多高素质工业人才。
当时洛阳的工业项目和研究所主要聚集在涧西区，这里的人几乎只说普通话。为了支援商业基础薄弱的涧西区，洛阳动员上海、广州等地的商户来洛，建成了广州市场和上海市场。在张纪的记忆里，上海市场是洛阳最时髦的地方，他总会在上海市场看到穿着洛阳各大工厂工作服的涧西人，他们以这身工作服和其代表的大厂身份而自豪。
到了198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仍有很大的优势，民营企业刚刚崛起，市场经济放活，洛阳依靠资源基础，开始发展煤电铝、有色金属等产业，工业体系变得更加完备。
洛阳市工信局党组书记、局长魏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1980年代是洛阳最辉煌的时候，工业在河南一枝独秀。那是属于洛阳的黄金时代。
无法忽视的结构性困境
展开洛阳与6座中部省会城市历年经济总量的对比折线图，差距似乎是在最近十多年才拉开的，但问题在更早之前就已经埋下。在1990年代末、2000年代初，上海市场昔日的热闹景象就日渐消失。
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生态文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王建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随着市场经济发展，体制转换，国有企业不能很好地适应转型，洛阳过去的优势逐渐转为劣势。
魏斌也指出，洛阳的国有企业进入困难时期，而当时洛阳的民营企业大多是大工厂的配套企业，所以大企业一旦出问题，小企业也不行了。洛阳的经济发展遇到阻碍，意气风发的氛围渐渐被吹散了。
现在，尽管洛阳老牌国企已经走出了生存危机，但其制造业仍存在结构性困境。
“一五”以来，第二产业就在洛阳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重工业在其中保持绝对优势。张纪统计发现，除了1980年代和1990年代，洛阳第二产业中重工业比重曾降低到70%以下，此前这一比重长期保持80%以上，2000年以后，重工业比重又持续提高。
直至现在，重工业在洛阳的产业结构中仍有极高的占比。根据前不久出版的《洛阳统计年鉴(2022)》，2021年洛阳重工业企业在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入中的占比高达89.45%。
张纪认为，重工业占比高，一方面体现了洛阳制造业在装备制造领域具有集群优势，但另一方面重工业能耗高，产能过剩严重，环境压力大，制约洛阳的高质量发展，未来还会面临碳减排的严峻挑战。他还指出，轻重工业各有不同的运转周期和市场规律，轻重工业合理搭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熨平周期，但洛阳重工业占比高，产业周期同步，抵御市场风险能力就会偏弱。
除了重工业比重高，根据张纪的统计，2020年，洛阳制造业中，国有及控股企业的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洛阳市国有及控股企业利润总额占比(14.03 %)，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6.43%)。同时，洛阳国有及控股企业主营业务成本(38.87%)和管理费用(41.41%)又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6.43%、24.82%)。这表明洛阳国有企业运行绩效低于全国同类企业。
洛阳制造业的这种结构性困境为何产生？多位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了同一个概念：路径依赖。
洛阳作为老工业基地，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优势，也形成了发展惯性，即集中力量发展重工业。再加上矿产资源丰富，又进一步强化了洛阳工业经济对重工业化的路径依赖。
林文棋是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技术创新中心执行主任，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当市场已经比较成熟，企业沿着过去的路径也能有利润，就不愿意投入成本去转型，“除非是到了亏本的地步”。
洛阳主营业务收入排名前十位的制造业，R&D(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强度大多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张纪说，“由于洛阳科研院所较多，R&D投入也被统计在内，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大多数企业R&D投入过少的问题。研发投入不足也是制约洛阳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与此同时，与重工业发展相适应的体制、思想和意识也被不合时宜地保留下来，成为洛阳制造业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魏斌承认，过去一段时间，洛阳企业还是有计划性的思维，市场意识不足。“比如一拖有载货汽车整车的牌照，但是没有抓住汽车产业的机遇。洛阳很多人说，洛阳永远有汽车梦。但是我们就是错失这个发展机遇了，这个机遇过去了，没有第二次机会。”
林文棋认为，产业发展需要试错空间，核心技术需要在试错中发展，试错会为一个企业带来新鲜的活力、发展的动力，助力企业的变革与创新，也会在这个过程中，淘汰掉一部分企业。
“但老工业基地不敢轻易试错，因为有职工负担、业绩考核等多重压力，管理者只能保守处理，谨慎创新，求稳怕乱，大多采用效仿紧跟的思路，看到有成功案例时再做。但这个时候已经晚了，别人具有先发优势，已经抢占先机，占领市场份额，此时再想超越就很难了。”林文棋说，不只是洛阳，绝大多数老工业城市在转型中都会面临这样的困难。
张纪说，如今，当合肥等经济总量曾经落后于洛阳的城市已经在发展芯片、新能源汽车等高附加值的产业，洛阳的产业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做重型装备、做轴承、做耐火材料等传统产业，甚至是夕阳产业。“改革开放以来，洛阳错过了一个个产业升级的‘风口’。没有产业更替，产业不断老化，怎么会有发展的后劲？”
布局“风口”
从涧西区老厂房驱车跨过洛河，往东南方向行驶30多公里，50分钟后，就能从洛阳产业发展的“前世”驶到“今生”。伊滨区正在建设由新能源创新科技公司宁德时代投资建设的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这是洛阳现在格外重视的重大项目，也是其发展“风口”产业的重要尝试。
这两年，在洛阳经济发展逐渐降速之后，洛阳反复提起的重点工作是产业发展，“把创新落到产业上、把产业落到‘风口’上”。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江凌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新的产业‘风口’不断涌现，抓产业必须抓‘风口’产业。深圳等城市能保持领先位置，合肥等城市能实现后来居上，就在于精准把握产业发展‘风口’。”
洛阳确定了新能源电池、航空装备、光电元器件、智能农机装备等10个重点发展的“风口”产业集群。洛阳市发改委城市发展科科长刘伟侠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洛阳正围绕10个“风口”产业集群主抓重大项目，“项目为王”。
宁德时代投资建设的中州时代新能源生产基地是百亿级别的重大项目，该项目分两期，一期占地1700亩、投资140亿元，预计3年内建成投产，两期总用地3400亩，总投资280亿元。洛阳将围绕该项目上下游配套产业来布局新能源电池产业集群。据预测，项目投产后的2025年，整体产业规模将超过2000亿元，直接带动就业2万人，配套产业带动就业超过2万人。
百亿级别项目中，中石化洛阳百万吨乙烯项目同样格外受到洛阳市的重视。这一项目已经开工，批复总投资278亿元，计划于2025年12月建成投产。据披露，投产后，项目每年可新增产值200亿元、新增税收18亿元，洛阳市将以此为契机，加快打造绿色石化先进材料产业基地。
在洛阳市政府2022年发布的《洛阳市生产力布局与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到2025年GDP突破1万亿元的目标。魏斌表示，百万吨乙烯、中州时代新能源生产基地等重大项目投产后，将加快推进洛阳万亿级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
除了布局“风口”产业集群和主抓大项目，洛阳还在推动制造业的“三大改造”，即推动传统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三大改造不仅是解决传统产业的生存问题，也是解决后续发展的问题，将传统产业变为先进制造业。”魏斌说。
谈起这几年的经济发展失速，洛阳市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科副科长邹磊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过去两年主要是受疫情影响，同时，洛阳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处于动力转换期，传统产业的增长动能不够强劲，新的风口产业蓄势待发、正在加快建设，“不远的未来洛阳产业必将进入高质量快速发展新阶段”。
不过，洛阳确实能如当地所预期的重振辉煌吗？
避免产业规划和地方禀赋的错配
作为区域科学领域的专家，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成员、上海财经大学长三角与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学良在几年前曾多次到洛阳调研。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包括长三角城市群、粤港澳大湾区在内的东部沿海地区市场潜力与发展机会还很丰富的背景下，在上海这样的龙头城市还在全力招商引资的情况下，洛阳作为一个中西部城市，需要奋起直追，提前布局新赛道、培养新业态、发展新经济。
而对于洛阳布局的一些产业集群和重点项目，几位受访专家认为有待进一步观察。
张纪认为，宁德时代投资的新能源电池生产基地，要把下游的产业引过来才能对洛阳有产业带动作用，“新能源电池主要的应用是新能源汽车，如果洛阳只有中游的新能源电池，没有下游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带动作用可能相对有限”。他认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从蓝海变成了红海，而洛阳错过了那个风口，就要付出更多努力。
今年以来，动力电池产能过剩的现象已逐渐浮现。在2023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一汽集团总经理邱现东表示，目前动力电池产能规划超2500GWh，这些电池产能如果真正实现会有产能过剩的风险。张学良也认为，等地方投资的项目在三五年后投产，产值会严重过剩，“这种投资看得到规模，但是不一定看得到效益”。
关于百万吨乙烯项目，专家们认为，项目投产后肯定会对洛阳GDP增长有贡献，不过其要推动洛阳打造先进材料生产产业基地还需要做更多工作。毕竟，在化工产业的产业链上，越靠近上游附加值越低，越靠近下游附加值越高，而洛阳的化工产业在产业链上一直偏前端，要实现产业的整体转型升级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过去十多年，合肥凭借成本优势和开放市场，引进京东方、蔚来汽车等企业，精准抓住新型显示器件、集成电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新兴产业机会，也成为洛阳近几年学习的目标。
在林文棋看来，合肥的发展不可复制，但是合肥的一些做法值得其他城市借鉴。其中一项很重要的经验是，基于政府的研究能力找准产业方向，尊重产业发展规律，通过国有资本撬动社会资本进入，共同培育发展产业项目，待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后投向下一个产业，最终实现良性循环。
林文棋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产业规划对于城市经济发展至关重要。通过产业规划，可以诊断现有产业基础、发现关键问题，进行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研究，推动资源、技术、人才和市场等整合，引导资源聚集，引导优势企业和项目落地，形成产业聚集，进而推动整个城市经济的快速蓬勃发展。
“但是，现在许多地方的产业规划是虚假的产业规划，是基于当下热点政策制定的。”林文棋说，许多地方会出现产业规划和地方禀赋的错配——地方在确定产业发展路径的时候，对产业规划的定位不精准，导致规划目标脱离当地所处经济环境，或超前于经济，或落后于经济；另一方面，一些产业规划操作性不强，对产业发展中的问题和障碍认识不足，缺乏科学精准的判断，规划思路和布局难以落地，在应用中针对性不强。当然，其背后也有“政绩冲动”、利益驱动、管控不力等原因。
“产业政策层面，既要守正，把已有的产业发展好，也要创新，用市场的力量发展一些专精特新、能够在产业链成为单项冠军的企业。”张学良说，这类企业洛阳不是没有，应该努力把这些企业打造为链主企业，形成产业集聚，带动产业发展。
洛阳其实有很好的科技创新的底子。洛阳市工信局总工程师孟振强说，“一五”时期以来，洛阳落地了一批包括洛阳拖拉机研究所、洛阳轴承研究所、洛阳耐火材料研究院、洛阳有色金属加工设计研究院等在内的科研院所，后来很多研究院改成了重点实验室，科技资源十分丰富。
不过，长久以来，洛阳的科技资源大多没有转化成现实的生产力。
从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来看，2021年底，洛阳高新技术企业总数为903家，而作为洛阳学习对象的合肥，2021年仅仅是新增高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就超过了1200多家，总数则达到4578家。洛阳的专利也不够多。河南科技大学教授席升阳曾总结，截至2021年底，郑州的人口只是洛阳的1.76倍，但郑州的专利总量是洛阳的4倍、发明专利是洛阳的4倍。
“洛阳的科技资源为什么没有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因为科技资源需要科技金融去激发才能够迸发活力。”张纪认为，科技金融是区域科技创新体系的灵魂，在区域科技创新体系中扮演催化剂、加速器的重要角色，但洛阳的科技金融在体制机制方面与先进城市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
合肥在科技金融方面探索出了一套模式，是林文棋认为其他城市可借鉴的。具体来看，是以投带引，通过投资手段引育产业，成立市场化运作的产业基金，服务于招商引资战略性产业，依托下属合肥产投、合肥兴泰、合肥建设三大投资平台，通过与中信、招商等投资机构合作设立产业基金，通过项目孵化，带动相关产业集聚，进而推动区域结构转型。同时，产业投资项目不以短期利益为目标，而是沿着产业链的方向选择投资项目。
张纪进一步指出，洛阳政府的科技创新系统须加入尽职免责机制，“科技创新是一个不断试错、反复探索的过程，因而有很高的失败风险，如果缺乏容错机制，会导致相关人员在操作上畏手畏脚，科技金融政策难以有效实施”。他认为，如果洛阳能够科学制定适应科技金融政策特点的尽职免责专项机制，着力解决科技金融领域“惜投、慎投”等现象，才能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洛阳蕴藏的科技创新潜能。
今年以来，洛阳与榆林、襄阳的经济发展竞争仍然胶着。一季度，榆林、洛阳和襄阳的GDP分别是1546.17亿、1441.5亿和1224.25亿元，洛阳升至第二位。从经济增速看，洛阳以4.2%也排在第二位，榆林和襄阳分别是4.1%和5.9%。年末，谁将坐上“中西部非省会第一城”的位置，还犹未可知。
《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第2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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