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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北京9月3日电 题：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有何“绿色内核”？

　　——专访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

　　中新社记者 安英昭 韩禹

　　在全球生态环境挑战日趋严峻的今天，中国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明确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显著特征和本质要求，体现出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独特生态观。

　　“中国式现代化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注入了全新的‘绿色内核’。”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郇庆治日前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如是说。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您曾撰文指出，古代人类社会大都信奉人与自然内在统一的有机自然观，但现代社会的形成与发展是基于西方人类主体性乃至主导性观念的逐步确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如何在其中破解二元对立的主体性困境？

　　郇庆治：人类社会的特定生产生活方式塑造出与之相适应的包括文化观念在内的上层建筑。从较长时间尺度来看，人类社会(文明)与自然关系的构型形塑着其社会内部关系；而从较短时间尺度来看，人类社会(文明)的社会内部关系会对它与自然的关系构型产生重要影响——甚至可以是划时代的或决定性的。

　　古代人类社会(文明)由于更多依赖于自然资源禀赋和自然生态条件，也就很自然地呈现出经济社会制度乃至文化观念的自然生态适应(敬畏崇拜)特征。因而可说，越是远古的人类社会(文明)，就越是天然地接近于合乎自然生态法则的文明。

　　如果说中国的农业文明是一种生态色彩浓郁的文明，那么与之同时甚至更早的其他农业文明和狩猎采集文明也大致如此。现代社会(文明)尤其是其欧美版本的出现与崛起，不仅是一个非常晚近时期的现象，且取决于诸多方面的社会历史条件。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原本作为反对封建王权和宗教神学工具的人性或个体权益及其抽象物(人类主体性或人权)，成为随后建立并执着于其全球性扩张的资本主义社会(文明)的“灵魂”。相应地，大自然成为这种新型社会关系所形塑或奴役的“他物”——尤其是借助于现代科技，最终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与自然关系构型的形成，即“技术与资本主导社会中的自然”。

　　因而，从根本上说，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具有破解现代社会中二元对立的主体性困境的潜能。一方面，中国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历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悠久传统生态文化，合力促成了自反性的人与自然关系新认知。这并非只是在哲学伦理的层面意义上，同时还体现在其经济社会制度化呈现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文化观念的层面意义上。另一方面，在“准后现代化”的环境与条件下，这一新认知得以创新性实践。具体而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目标追求，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实践进程紧密结合在一起。当然不是说这已是既定的必然性结果，而是说拥有一种经过努力可以达致的可能性。

　　中新社记者：现代化工业文明的产生及其全球化扩散，为整个世界和地球带来了严重危机和挑战。西方“现代化”乃至“后现代”思想界有何回应？与中国思路、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有何不同？

　　郇庆治：的确，欧美发达工业化国家最先感受到了工业环境污染对公众生活造成的消极影响，比如19世纪中叶英国城市的污水横流现象和20世纪中叶发生的严重污染事件。但随后不久，尤其是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欧美工业化国家纷纷引入各种经济技术与行政法律措施来治理和抑制环境污染问题，同时将大量的污染性产业或公司转移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国家。结果是，到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出现了生态环境质量大幅度改善而公众生活水平依然维持在较高水准的局面——因而促动了许多关于欧美“可持续发展模式(范例)”或“生态资本主义”前景的讨论。当然，在全球层面上，无论是就广大发展中国家而言，还是就我们共同的地球生态系统来说，自然生态已更加危机深重而不是变得可持续了。

　　客观地说，欧美国家并非只有“绿色资本主义”或“环境自由主义”的“浅绿”政治理念与政策主张，而是有着十分丰富的“深绿”“红绿”“浅绿”三维谱系下的绿色社会政治与文化理论——比如哲学伦理上极其激进的“深生态学”或“生态(生物、生命)中心主义”或初听起来颇为极端的“大转型理论”，以及各种样态的后(反)现代性的生态政治哲学，比如米歇尔·福柯的“生命政治”和迈克尔·哈特与安东尼奥·奈格里的“新帝国”。尤其是，生态马克思主义或生态社会主义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也已发展为系统完整的学术理论流派，它们无论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的解读诠释，还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批判，都有着相当程度的准确性和精到之处。

　　但这些绿色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话语、绿色发展话语、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话语的最大区别在于，中国思维、中国理论和中国方案是由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全面领导下的现实性大众社会政治动员或实践，其中广大民众的实践参与和民主监督也是全过程的和主动积极的。这种更多体现为自上而下的社会政治动员方式，并非没有任何不足或缺点，但与简单化、形式化的投票民主或社会抗争相比，仍具有进步性和有效性。

　　中新社记者：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有何独特之处？中国如何为现代化理论融入“绿色内核”？

　　郇庆治：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具有三重理论意蕴：基于近代中国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社会现代化历史经验总结反思的生态现代化理念，对中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宏伟蓝图下“美丽”目标任务的新构想与愿景，面向当今世界正在发生着的现代化发展绿色转型或重塑大趋势的理性认知与自觉追求。这种生态观并不是一种狭义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哲学或方法论，而是一种基于宽阔视野的大世界观方法论，因而可以同时理解为相互联系的整体性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

　　其独特之处至少包括两点：一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和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历史性融汇，而这几乎注定了其与众不同的理论特点和实践特质，并终将产生出特定的历史性结果——“生态文明建设”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其最具中国风格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话语表达。

　　二是深深扎根于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后发性”现代化实践。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感知一样，现代化不是一个已趋近结束甚或没落的历史发展进程。实际上，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所体现或彰显的正是这样一种绿色选择或可能性，即以一种尽可能和谐共生或社会生态公正的方式构建人与自然的现代经济社会关系。

　　基于此，中国式现代化为当今世界的主流现代化理论与实践注入了全新的“绿色内核”。简言之，其一，它提供了超越“生态主义”抑或“人本主义”二元对立的、“坚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立场选择；其二，它提供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不是简单诉诸“后现代”或“去现代化”的方法论革新；其三，它提供了摆脱“欧美中心论”地域偏见的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倡议。

　　中新社记者：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有何实践指向？

　　郇庆治：中国式现代化生态观的重要实践指向，在于它可以对新时代全面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发挥规约与形塑作用。一方面，它将连接畅通“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和新“两步走”的生态文明建设阶段性任务举措，对于前者主要是一种细化展开，而对于后者则更多是一种参照约束；另一方面，它还将在实践中不断促动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维度，尤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表征的经验性呈现和历史性生成。相应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将同时是一个持续性的中国特色形塑和与时俱进革新过程。

　　中新社记者：面对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挑战，人类命运与共。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能为世界提供何种启示？

　　郇庆治：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观及其实践，可为当今世界提供三方面启示。其一，必须更充分认识欧美主导现代化模式理念的生态局限性。尽管当前已形成了颜色各异或激进程度不一的绿色社会政治、文化理论、改革尝试，但都未能触动甚或挑战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框架和国际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秩序。

　　其二，必须更充分估计世界格局发生着的剧烈变化以及发展中国家影响力的大幅度提升。抗疫国际合作和俄乌持续冲突给人们最大的警示在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悄然展开并快速演进，欧美国家长期占据绝对霸权地位的单极化国际舞台正在裂变为众多的地域性中心及其竞争者，这些所谓发达国家同时失去或坍塌的还有诸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榜样”或“先驱”形象，比如在可持续发展领域。

　　其三，必须重新发现阐释现代化理念与路径的生态意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一种政治宣示或旗帜，也有着十分广阔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意义。概言之，从全球立场或视点来看，相比欧美地域中心主义的排斥性现代化，更理性更绿色更公平的普遍性现代化有着更多的社会生态友好质性，或者说更(可能)接近于一种全球生态环境善治愿景。(完)

　　受访者简介：

　　郇庆治，1965年10月生，山东省青州市人，法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大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研究中心主任。2002-2003年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学者、2005-2006/2009年德国洪堡研究基金访问学者、2008年荣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21年获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05-2012年，主持编译了《环境政治学译丛》(共12册)；2015年至今，创办“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并担任总协调人。主要学术专长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环境政治学和比较政治学。

　　 现已出版专著《生态文明建设试点示范区实践的哲学研究》《文明转型视野下的环境政治》《环境政治国际比较》等8部，主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实践》《大国担当的镜与鉴：应对气候变化与构建生态文明》《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论丛》(五卷本)等9部，并在国内外知名杂志发表论文400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