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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网郑州9月18日电(记者 孙自法 韩章云)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中国考古学理事长、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第一到第四阶段)首席专家王巍研究员指出，传统的冶金术、文字和城市这文明“三要素”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冲破“三要素”的桎梏，根据中国的考古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提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包含农业发展、手工业进步、社会分化等八大特征。

　　主题为“文明交流互鉴·发展共创未来”的2023世界大河文明论坛9月17日至18日在黄河之滨的中原重镇郑州举行，王巍在主论坛上做《探源工程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主旨发言时作上述表示。

　　他说，文明是人类文化与社会发展的高级阶段；文明是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取得显著进步，社会分工和贫富尊卑的分化，并不断强化，出现阶级、王权和国家；文明形成的关键标志是国家的产生，文明是在国家的组织管理下创造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制度文明的总和。

　　其中，社会分工包括农业与手工业的分工：高技术含量手工业的专业化；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部落首领和祭司脱离劳动，从事祭祀和部落事务的管理。

　　王巍表示，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主要包含以下八个方面特征：

　　一是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技术发展，播种面积扩大，农业生产工具有明显的改进，出现新的种类(如长江下游地区距今5500年出现石犁)，导致生产效率提高，可以养活较多人口，并使少部分人可以脱离劳动从事社会管理和原始宗教祭祀等活动。

　　二是手工业取得显著进步，部分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专业化。工艺技术进步明显，出现制作精致的手工业制品(如冶铜、玉器、漆器和精致陶器等因地而异)。

　　三是出现城市。人口增加并出现显著集中的倾向，出现面积达上百万平方米、具有功能区划的大型聚落——最早的城市；出现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邑。

　　四是社会贫富、贵贱分化日益严重。形成掌握社会财富和权力的贵族阶层；出现埋葬贵族的大型墓葬和专门墓地，以及大型制作考究的高等级建筑——宫殿。

　　五是出现礼器和礼制。形成以某些特殊的珍稀或高技术含量的器具(玉器、精致陶器、漆器等)和使用木质棺椁埋葬的大型墓葬等，来体现持有者尊贵身份的初期礼制。

　　六是社会形成金字塔式结构。出现集军事指挥权、社会管理权和宗教祭祀权力于一身的王；出现为彰显王的权威，而动员大量劳动力兴建的巨型都邑性遗址、大型高等级建筑(宫殿或祭祀设施神庙)和随葬大量随葬品的大型墓葬。

　　七是在社会的基层，血缘关系仍然保留，人们聚族而居，聚族而葬，形成族邑。在首都和一些中心性城邑，形成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的城市。

　　八是暴力与战争成为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规模逐渐扩大，军事指挥权成为王权形成的重要途径。

　　王巍强调，这八大特征当中的关键标志和最主要标志，是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形成王权管理的区域性政体和服从于王的具有强制性的官僚管理机构。

　　在没有当时文字记载的情况下，如何从考古遗存中辨识国家的出现？王巍认为，国家和王权的产生会在考古遗存中留下痕迹，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辨识和判断：一是都城，规模宏大，需要调动大量人力建造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二是宫殿，规模巨大、建造考究的建筑，王或高级贵族居住或处理政务的场所；三是大墓，规模大、随葬品十分丰富的墓葬，王和其他高级贵族的墓葬；四是礼器和礼制，彰显权贵阶级尊贵身份的标志；五是战争和暴力，武器大量出现，宽大壕沟或高大城墙防御设施，人殉、人祭及用人奠基的现象。

　　王巍表示，根据中国方案，5000多年前的良渚古城遗址已拥有以王为核心，覆盖整个社会的控制网络，形成比较稳定的具有强制性公共权力的区域性政体——国家，标志着良渚已经进入文明社会，也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实证之一。

　　他说，这也与世界遗产理事会关于良渚古城遗址进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不谋而合：良渚古城遗址展现了一个存在于中国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并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杰出贡献。(完)